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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月10日《人民日报》)。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短期内要想通过网络实名制根本解决火车票购票难问题,恐怕并不容易,况且目前网络实名制在实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网络瘫痪等基础保障工作不到位问题。但是,网络实名制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为深挖细查黄牛党、依法打击倒票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是实行网络实名制后,倒票行为有迹可查。以前无论是票贩子通过窗口排队买票,还是由“内鬼”从铁路系统内大量挪票,都很难发现。因为火车票到底被谁买走、被谁使用并不清楚,而实名制可以有力解决这一难题,可以“以票找人”。 二是实行网络实名制后,倒票行为更易被发现。无论是电话拨打订票号码,还是网上登录12306订票网站,都会在铁路票务信息管理系统中留下印迹。对于异常的电话号码和网络账号,铁路警方可以记录在案,进行实时重点监控,及时反向追踪。 三是实行网络实名制为查处倒票行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打击倒卖火车票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证据不足、犯罪行为难以认定的问题。对此,铁路公安可以与地方公安及电信部门加强合作,及时固定黄牛党留下的通话记录或上网信息,作为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证据。 如果说网络实名制目前对倒卖火车票行为的预防功能尚有待加强,那么我们更应该重视发挥它有助于查办案件的作用。通过网络实名制深挖细查一批倒卖火车票违法犯罪案件,来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分子,遏制黄牛党活动,真正为广大旅客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检察日报)
又是一年新春到,又是一年团圆时!回家,是在外漂泊的人们此刻的心声。每一个游子此刻都在焦急的渴望着,渴望着买到那张回家之旅的“通行证”。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春运,我们购票的渠道多样化了,我们不仅可以窗口购票,还可以电话购票,甚至网上买票。网络购票,有人喜,有人忧。CNTV新春走基层,聚焦基层变化,反映民情民意,今天,我们就来关注网络购票对基层的影响,听听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对网络购票的心声。 “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磨。今年我们想要这样的折磨,也没有了。”重庆农民工黄庆红对铁道部今年新实施的网络售票措施如此抱怨道,而他的一封致铁道部的信也让买票难的话题再次升温。 随着春运的到来,自元旦起全面推行的网络售票遭到了各种抱怨。“有条件”网上购票的人们抱怨网上购票时登录难、浏览器慢、扣款不出票、登录就没票,而以黄庆红为代表的农民工们则连抱怨这些网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机会都没有。在网络售票实施以后,他们面临着买票的机会被网络售票剥夺的残酷现实。 对于农民工们,尤其是70后父辈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几乎不能享受到网络购票的便利。造成这种现状的除去经济条件拮据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他们对网络的陌生。老一代的农民工,受文化基础和学习环境的限制,他们中的大多数基本没有使用互联网的技能,更谈不上网上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下,网络购票这个渠道对他们来说根本无“便捷”两字可言。剩下的渠道就是电话购票和窗口排队购票。在这两种渠道中,电话购票在春运一票难求的背景下,又往往打不进去电话,此外受传统的买票习惯的影响,老一代的农民工们往往选择窗口排队买票。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网络售票和电话订票都被赋予了“优先权”——预售期全国统一为12天,而窗口的预售期在1月14日之前为8天,也就是说前两种购票渠道比后者整整提前了四天。今年的春运运送人次将首次超过30亿,在如此多的人抢购火车票的背景下,网络售票和电话订票的提前开售无疑使得有条件上网的人们提前进入了抢票的阶段,而窗口售票究竟能剩下多少票给那些前来排队买票的农民工? 作为外来打者,他们不是白领,他们买不起电脑,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学电脑。在网络售票开通之前,他们还可以拼体力排队,他们还可以买到票。在网络售票开通之后,他们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条件限制”,还要面临着“优先权”的不平。他们依旧拼体力,但是等到他们去窗口排队买票的时候,票已经被网络和电话订完了。在售票预期不公平的现实中,农民工买到票的机会也被稀释了。在某网1月5日的一项调查中,截止到当天15:00,参与投票的24268位网友中,就有超过64%的人认为网购火车票直接剥夺了农民工买票的资格。 我们可以如人民日报所言以宽容共度网络售票“调适期”,也不否认网络售票确实增加了购票的渠道,可以方便一部分人购票,舒缓窗口的压力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思考如何保证票源的相对公平,如何让农民工搭上“网上购票”的快车,如何让网络购票走得更好。 撇开铁路部门自身的运力缺陷,单就“公平”两字而言,网络售票、电话售票和窗口售票的预售期能否保持一致,一同发票,起码保持大家购票时间和机会的相对公平。此外,铁路部门在制定相关措施时,能否为弱势群体提供“优先”,比如给农民工预留一部分团体票,将新型购票工具对农民工进行宣传和培训等等。 春运的公平,不仅仅是票源和资源分配的公平,还应该是时间和机会的公平;“优先”,不应是有条件限制的“优先”,也不该是强者的“优先”,应是为弱者倾斜的“优先”。我们的国度,如果能够兼顾到弱者的“优先”,那么,农民工们何愁会买不到回家的票,孩子们何愁他们的校车是否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1月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对严重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尤其是生产安全事故背后的权钱交易和渎职犯罪,必须始终坚持严格依法、从严惩处。 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指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处于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高峰期,安全基础仍然比较薄弱,重特大事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屡禁不止,安全责任不落实、防范和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在一些地方和企业还比较突出,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孙军工介绍,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一批严重危害生产安全的犯罪分子及与之相关的职务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据统计,2008年以来,人民法院共审结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6103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8118人,为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其中,2008年共审结1591件,生效判决人数2048人;2009年共审结1525件,生效判决人数1948人;2010年共审结1506件,生效判决人数2059人;2011年1—11月审结1481件,生效判决人数2063人。 《意见》首次明确审判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的三项原则。针对相关案件特点,《意见》明确了严格依法、从严惩处;区分责任、均衡量刑;主体平等、确保公正三项审判工作应当坚持的三项原则。强调对严重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尤其是生产安全事故背后的权钱交易和渎职犯罪,必须始终坚持严格依法、从严惩处。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要根据事故原因、后果大小、主体职责、过错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全案,正确划分责任,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对于所有责任主体,都必须严格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确保刑罚适用公正,确保裁判效果良好。 《意见》规定了14种须从严惩处,原则上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违反相关规定投资入股生产经营企业,构成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贪污贿赂行为与事故发生存在关联性的;以行贿方式逃避安全生产监管,或者非法、违法生产、作业的,等等。 最高人民法院10日还公布了河北蔚县李家洼煤矿“7·14”特别重大事故、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新兴煤矿“11·21”特别重大事故、江苏南京城市快速内环工程“11·26”事故等3起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记者 白龙) (白龙)
第五次全国观众抽样调查显示,全国观众提及的电视栏目有1000多个,涉及全国120个频道,而在这1000多个栏目中排第一的就是《新闻联播》。全国观众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一套的比率高达81.46%,作为全国受关注度最高的《新闻联播》却不加配手语和字幕,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电视新闻节目配手语和字幕有多难? 社会呼吁信息无障碍,保障残疾人士知情权。 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近日致信央视新闻联播栏目,建议为《新闻联播》加配手语、字幕。 “我们平时接触的圈子很小,对于国家大事的了解也是只言片语。由于央视《新闻联播》栏目没有手语翻译或字幕,我们很难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国家的动态。”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张女士对笔者“说”。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像张女士这样的听力残障人士全国约有2004万人。对他们来说,从广播电视媒体当中获得国家信息资讯一直是一种奢望。那么如何保障这些听力残障人士的知情权?在实际操作当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就此,笔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学者。 收看新闻节目,是保障残疾人士知情权的重要途径 “收看新闻节目是保障残疾人知情权的重要途径,也体现了公民参政意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黎建飞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很多公共信息都是通过电视传达给社会公众的。为保障听力残疾人获取公共信息的平等权利,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政府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开办电视手语节目,开办残疾人专题广播栏目,推进电视栏目、影视作品加配字幕、解说”,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实施20多年来,上述规定的大部分内容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很多电视节目、影视作品都加配了字幕,为听力残疾的人士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即便是被残疾人士长期批评的春节联欢晚会,在重播时也加配了字幕,2011年更是在网络直播时直接就有字幕,可谓创新之举。 然而,我国各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普遍没有加配手语和字幕,也没有提供同步手语翻译。2011年9月25日第54次国际聋人日期间,一些听力残疾人对35家中央和省级电视台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栏目提出增加手语翻译和字幕的呼吁。 黎建飞说,新闻节目加配手语、字幕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除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中有电视栏目加配字幕的要求外,国务院正在制定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征求意见稿)也有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电视台在播出或者重播电视节目时应当加配字幕”。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法规的此类规定将越来越严格。 其次,这是我们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我国签署和批准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残疾人有权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文化生活,并应当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确保残疾人“获得以无障碍模式提供的电视节目、电影、戏剧和其他文化活动”。 黎建飞还强调,这是保障听力残疾人平等权利的重要举措。残疾人的基本权利不仅包括基本的生存权,还应当包括参与文化娱乐的权利和获取公共信息服务的权利。另外,这也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的有效方法。 第五次全国观众抽样调查显示,全国观众提及的电视栏目有1000多个,涉及全国120个频道,而在这1000多个栏目中排第一的就是《新闻联播》。全国观众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一套的比率高达81.46%,作为全国受关注度最高的《新闻联播》却不加配手语和字幕,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不仅仅是为了残疾人,也为了全社会 “建议央视加配手语和字幕主要是针对听障人士。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责任与义务,就应当去呼吁全社会有效地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生活的权利。让他们可以享受到社会进步和信息发展的益处,而不是被隔离开来,失去了获取信息的可能。”“北京1十1视障人声音工作室”创始人之一解岩接受采访时说。 “作为2008年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推动向残疾人信息无障碍的发展。配手语翻译和字幕也是我们在推行信息无障碍的过程中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新闻联播》栏目在手语和字幕问题的配送上,不仅要做,而且要准确。” 解岩还提及,其实不仅仅是听障人士需要字幕,许多老年人也需要。此外一些家中有小孩或者是备考考生,需要安静的人群,也需要字幕。这样看来,人们考虑问题时也就不仅仅局限于残疾人,而是既要方便残疾人也要服务全社会。 因此解岩建议,不仅仅要向《新闻联播》及中央电视台其他栏目呼吁,还要向更多的电视媒体呼吁,增加手语和字幕。他希望这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要落到实处,成为服务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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